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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我热爱生活,但却玩弄理想,青春就像黑夜里恣意燃烧的烟头。 一切都是生活在水面的微小折射如果我一定要用这个题目,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形而上的现象学。换一种说法,其实我是在说“生活世界”。人越长大,距离自己小时候的想法就越来越远,而且你很难判断到底现在是对的,还是小时候是对的。 幼儿园晚期和小学早期,我有段时间一度“自闭”,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吧。自闭的原因似乎是家里太多医护工作者,我听了太多他们关于很多恶性疾病的谈话内容又理解不了。但是自闭的表现却是不喜欢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不喜欢去幼儿园,不喜欢去学校;别人在睡午觉的时候,我睁着眼睛在想些奇怪的问题。当时家里人都拿我没办法,要么轮流把我带到工作单位在墙角面壁,要么把我锁在房间里关禁闭。幸亏我比较早的识了几个字,虽然房间里可读的书不多,而且基本都是老爸上学时的教材,什么马恩列毛之类的,但我还是有模有样地捧着一本大厚书在那“读”,甚至还煞有介事的拿着红色水彩笔划来划去。现在想想,当时“读书”的收获居然有这些:1,知道了一些名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2,书上说socialism必然代替capitalism,我觉得这就像大人跟我说“你一样要去上幼儿园,一定要跟小朋友好好相处,其他小朋友做什么你也做什么”一个道理。 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老爸拿着地球仪给我讲大洲大洋山脉海峡,用地球仪和灯泡还有拳头讲为什么会有黑天白天春夏秋冬。有两个想法一直让我困惑。1,在外太空肉眼能看到长城应该纯属放屁。2,为什么太平洋的水位比大西洋高?因为有洋流。为什么有洋流?因为地球在朝一个方向自转。为什么自转?因为宇宙万物,太阳系,银河系,各个星系团都是一个不断自转的体系。为什么都是一样的自转?“啪”,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规律”。 小时候看动画片《太空堡垒》(大陆除了个别地区的85前小孩应该都看过这个),我得到两点启示。1,人活着总要为人类社会做点什么,哪怕是“反动”的贡献,不然活着没什么意思;找女友一定要找个知书达理的,哪怕她有些女强人或者有些“心计”。 初中时候最喜欢看的书是《地心游记》,很shock,那时候梦想要做个凡尔纳一样的地质学天才,从冰岛的斯奈佛火山口走下去。到到了高中,我地理经常考年级第二,因为有个女生一直比我高一两分,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这个想法。高考时我弱小的心灵实在拗不过ideology的强大冲击,最终还是填报了金融和法律,甚至计算机。 最开始用“豆瓣”,它有一句话让我很喜欢,“算法改变生活”。我觉得他很像那些抛弃了知识产权魔咒做开源代码的年轻人;很像那个在中国云南农村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哥们儿;甚至很像《太空堡垒》里面的瑞克。只不过人越长大越现实,如果你无法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想法去改变更多的人的生活,那么就从你身边的人做起,去试着让他们生活的更好,如果你无法在精神上让他们生活的更满意,那至少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老婆孩子住上“热炕头”,这何尝不是一种“算法改变生活”。 在我的观念里有三只神兽,河蟹、草泥马和独角兽。他们本来有各自的活动场域。草泥马自由驰骋在马勒戈壁,让我很欢喜;河蟹与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即便我的好兄弟“布劳哥”(英文名:艾姆爱死恩·斯杯死)被它夹成了植物人。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河蟹开始攻击草泥马,把触角伸到了马勒戈壁,这让我很焦急。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另外一个神兽——独角兽,也许只有他能制衡河蟹并且保护草泥马了,即便它还只是活在观念里。这段听着是不是很结构主义?呵呵,是的,我希望自己即便在现在长大了之后的工作依然是不断的寻找或者说构建独角兽,也许这样才比较有意义。 HABERMAS为什么重要学习哲学纯属半路出家,所以我没有从黑格尔开始学习德国哲学,也没有完整的读康德三大批判,更没有把古希腊和希伯来的西方传统都理顺一遍。我的切入点是HABERMAS。在国内,主流的声音还是哈贝马斯热,但是我也听到过一些人讲他已经没有前些年那么流行了。到了欧洲,更不断的有人出来告诉我,说哈贝马斯已经过时了。
我想我之所以还想执著的读哈贝马斯,跟流行不流行真的没有关系。哈应该算是德国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至少我是这样觉得,他批判继承了德国idealism哲学时期几乎所有大家的思想。同时他更在不断的论辩与交往中让自己的哲学事业更加全球化,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大陆哲学倒向英美哲学的标志。当然这些评价他应当都不在乎,他的观点应当是在交往中获取理性,然后为我所用。他不单单复兴了法兰克福学派,也复兴了马克思主义。
在我看来,哈的成就最主要的还不是对传统的继承和批判,更主要的是他着眼于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把传统理论都放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检验,进而焕发新的生命力。传统与现代,思辨与分析,在哈这里得到了近乎完美的整合。 交往理性法律观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法律的产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过他并没有区分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康德的实践理性更多的强调理性来自于行动者自身,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则强调理性来自于交往行为过程之中。
后来哈提出的法律商谈论,就是在着重论述交往理性在现代社会法律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PS.最近读书,少年时代的哈贝马斯致力于打通黑格尔、康德、马克思、韦伯和施密特,以此打败波普尔为代表的英美学派。后来他似乎发现:与其继承一个打败一个,不如自创一个,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传到他手里才影响力剧增的。于是我们今天读书的人都在努力发掘他的门派渊源,却觉得跟哪派都有点渊源。 实用或存在主义认识论从来没有细致研读过萨特和维特根斯坦,从这个角度讲,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哲学系学生,即便我确实没有在哲学系正式上过什么课。用一点偶尔瞥见的边角料和道听途说的东西就妄图拼凑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这实在是对诸位逝者和职业的不敬。不过还好,我只想说点日记里的私人东西。
记得之前与师长聊天,就曾听说一个毛泽东当年求学时候的段子。大体意思就是说:年轻的毛是这样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年,但是他却并不渴望出国读书,不渴望去用西文读原著。何故?原因还在于毛的那种“为我所用”之哲学。对于一个并不把目标定在职业学者(或者说是“职业的思想史”学者)上的人来说,这些知识只是一种工具,为了拼凑自己的理论或者拿来找灵感的工具。所以谁也不会在意这些东西的对错或者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要它可以被拿来为我所用就可以了。所以当时毛就认为,留在中国可以用更短的时间看更多的译本。这些实用主义的理论还真有点职业革命家的风范,毛思想的雏形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就打下来了。后来的马主义为我所用,也就变成了毛思想吧。
有关认识论的问题,卡尔·波普尔在自传第一章里面那个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自己在木匠学徒的时候,曾经听自己的师傅说过一句话:“无论什么事你都可以问我,因为我什么都知道。”波普尔说这句话让他几乎思考了一生,关于可知与不可知论的问题也因此而起。后来我们都知道,波普尔成了一个著名的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只是我想说的一个前提,我想主要说的是关于社会的认识方法问题。这也许无关乎“克拉克原理”。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有一种先验主义的立场的,总是喜欢从自己的已知领域里面寻找答案。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过程通常总是有限的,一般人不会无限制的去扩展和发散自己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一个普通人的知识体系到了一定年龄基本就定型了,后面他再认识什么问题,思考的逻辑总是逃不开已经固定下来的逻辑话语。(在这个事情上,男女也有着构件方面的差别,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个最典型的历史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话说清朝康熙年间有一批最早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其中有一位传教士(应该不是汤若望)在经过白番苦心经营之后,终于获得了面见皇上的机会。于是他穿戴整齐来到了大殿,三跪九叩之后摘下顶戴花翎正要跟皇上说话,这时皇上突然大笑出声来:“啊哈,原来他是一个回子!”原因想必是因为皇上看到了他的满头卷发。
这样的例子即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是举不胜举,几乎是时时占据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一个单一声音很强大的国家、社会和城市。
我想,存在主义应该有另外一种认识论的逻辑。萨特把存在主义抽离为一句法国出租车司机都会说的指标性话语:“存在即合理”。从这个前提出发,当遇到一个未知的事物的时候,我想,应该做的不是用自己固有的知识轻易的下结论。而是应该去多想一想,它为什么会这样,尽量的去解释它存在的合理性,这可能就需要去补充一些新的知识。于是可能会有一种让领悟力曲线盘旋上升的逻辑。这种逻辑方式可以具体到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应当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不用想得太深,只要比普通的公众多想一点点,那么你就将会是一个不错的受欢迎的人物了。君不见现在媒体都在喜欢追捧那些只比大众高明一点点的所谓学者吗。如果你想得太深了,那注定要孤独了,甚至要死了以后才会有人理解你。
维特根斯坦的话其实更有点味道,他的认识论方法也更显得简单直接,就是“不要想,只要看”。我觉得这其实是存在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就是,在你的思维逻辑习惯还没有被局限之前,去努力扩展你的见识吧! 如果这里还是我的blog如果这里还是我的blog,
那我坚信它有一颗不愿被。和。谐的心。
即便是胡言乱语,也好过荒废了这段草长莺飞的时光。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怎么处理它。
最初的想法是不断的申诉喊冤,甚至想过当街拦轿告御状之类的电影桥段;
后来的想法是就是等,守株待兔地等,等咱妈过了生日兴许高兴了就好了;
再后来我终于决定:到了法国之后,不再需要爬墙就能伸手够到它的时候,把它掐死,再生一个。
一直到现在,我在巴黎正好20天了,也下不了手。
不是怕我msn上那600来个联系人找不到我,也不是怕那几万的点击率就这么成为了追忆,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大岁数了,很难再去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了。
是的,对不起,我又开始无病呻吟、倚老卖老了。反正在这也没人看见。
就像我这么多天在法国的生活一样。
很多计划摆在那就是不想去做;
经常宅在房间里,一睁眼一闭眼一天就过去了;
想着给国内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是拿不起话筒;
月底出行维也纳的计划拿起来又放了下来;
浏览最多的网页不是足球就是美女;
囤积了无数的法语邮件就是不愿去整理。
这就是可悲之处,
貌似很渴求“自由”的思想,一旦遇到了所谓的“自由”,就干涸了。
叶公好龙。
最近有两次头脑风暴,
一次是跟童老师一起坐在从巴黎市区通往机场的地铁上,窗外景物飞逝,车厢内没有什么人。
童老师给我讲起了哈贝马斯。
与我来说这当然是难得的享受,
但是我竟然发现我要很吃力的才能体味这个曾经熟悉的味道了,
是我的嗅觉退化了?
另外一次居然是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网上的朋友讲体质人类学的故事。
讲着讲着,他恭维了几句,我才发现,其实我的思路还没有混浊到那个地步,
只是太“自由”的时候,它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汇聚和流淌了。
现在我需要找到那根可以无限拉扯的毛线头,
在先贤祠?拉雪兹公墓?或者是禺勒姆街角的那家书店?
无论如何,下周去转转吧。
启事各位在中国大陆的童鞋们,
如果您哪天可以不用代理服务器就成功访问了我的MSN SPACE,并看到了这篇日志,请马上留言通知我。
谢谢~ 情人节史话我妈:现在有对象儿吗?
我:没有。
我妈:这个可以有。
我:这个真没有。 冬夜习影春节,就应该过得骚一点,酒、色、财、气,一样都不能少。嗯,不过要问我最喜欢什么样的过节方式,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看电影比较舒坦。
中国的文艺圈太乱,乱到很难有仅靠个人才华就上位出头的年轻人,也许宁浩是个例外;刘震云说:艺术创作有两种,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也许宁浩就属于后者。几年前看《疯狂的石头》,我觉得宁浩太tm牛b了,才华一点都不逊于他的偶像Guy Ritchie。于是苦等他两年半终于盼到了《疯狂的赛车》,据说剧本就写了10个月。演员方面,黄渤继续挑梁,还加入了我很欣赏的九孔,甚至宁浩自己也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小角色(莫非他要走希区柯克路线?)。依然是据说,宁浩选演员有个标准:长得不能好看,还要会一门方言。这样完全就把大众看商业电影的思路全打乱了,但是它却更加“生活”。他电影的第二个利器,也是大家认为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剧情细节的牵引和拿捏。从这个方面讲《赛车》甚至要胜于《石头》,这完全是Guy Ritchie的阴影在作祟啊。配乐依然很牛b,与细节的结合非常紧密,这得益于宁浩是mtv导演出身,那首台语的“江湖歌曲”实在让我沉醉不忘。至于影片内容本身,就不讲太多了。这类电影姑且称为“宁浩-Guy Ritchie”式,两个人一共才拍了4部,在没有完全被模式化泛滥之前,还是很值得一看的。至于某些观众自己说自己“知识面太窄”听不懂对白、看不明细节,“智商太低”理不清人物关系、跟不上剧情发展。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就像口味一样,各有所好,有些人喜欢味道杂陈、浓缩剧烈但短暂的快感;有人喜欢官能刺激比较低且单一的体会,但是反复长期摩擦(比如一看韩剧就看100多集)也会有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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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比宁浩出头早,而且也喜欢拿捏细节、卖弄才情的年轻导演是彭浩翔。比宁浩幸运的是他出生在电影产业环境稍微良性一点的香港,所以他能很早就遇见曾志伟这样的伯乐,进而不断“增值”。彭浩翔每一部电影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总有一些让人醍醐灌顶的人物塑造。不过要说哪部片子让我最爱不释手,自然是那部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A.V》。为了避免很多人误会,它还有一个很矫情的名字叫《青春梦工厂》。这个名字就明确多了,它讲的就是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去实践的故事,虽然理想这个词听起来让人觉得不靠谱(现代年轻人小时候被革命理想教育整怕了,长大了又被务实的商业社会氛围搞残了,一听“理想”这个词就直打哆嗦),但是这片子却依然能拍得很“生活”。在我看来,当代年轻人的理想有两个突出的表现:一是对政治、社会关注视角的独立化;第二则是拥有比较牛b的性生活。这两部分在《A.V》这部片子里都有体现,只不过一个是隐性的藏在背后的,一个是在前台的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除了周星驰的早期片子,我能大段背诵粤语对白的电影恐怕就只有这部了。——
“大家都是大学生,在同一个地方,人家就在做大事,我们…只懂得看人胸有多摇。你们知道我们和别人最大分别是什么?就是人家有胆色,敢在年轻时做件大事,不像我们在浪费青春。我想我们都是时候做点事。”——这是“胶布”在保钓运动纪念广场前说的一句话。
“每一个伟大理念,刚刚听起来都是狂想,换来的总是一片残酷的嘘声。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有一名黑人妇女露莎·柏克,她抗拒当时黑白种族隔离政策的规定,竟然坐在巴士的前排坐位,结果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改写人类历史。当时,大部分人都耻笑她,认为她根本没可能成功。……”——这是梁志安在为拍摄A片而凑错资金的宣讲会上讲的一段开场白。
“甘究竟点解我狼狗卖既咸碟又无格仔吖?是教育,是一种再教育!自从我狼狗大学毕业之后,我经历过8964,97回归,0371同埋2714...(...2714是咩啊?)是我负资产左果个单位...我由有头发做到甩头发,由住深水湾到我住深水埗,我为乜啊?我唔是为左自己,我是为左香港人,是为左香港你呢班年轻人!十几二十年来,我不知卖左几多咸带比呢D甘既四眼仔,啊,D乜后生仔,有钱仔,青头仔,我点解要甘做啊?我要他地亲眼既经历乜野叫做,真!Real!呢个社会实在太多虚假既人!……”——这是A片商贩、舅父“狼狗”的一段经典独白。
“你知道吗?当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相当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才准备原谅我们的幼稚。”——这是片头和片尾处,AV女优天宫真奈美的背景独白。(P.S:AV女优堪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导师职业,我就一直劝我一个读近现代日本史的哥们儿写篇博士论文——《近30年来日本AV产业的发展对东亚诸国国民性、民族性塑造的影响》,等思想解禁之后出书,肯定被思想史学术界奉为圭皋。)
还有个细节。片子中哥儿几个拍的AV名儿叫做《雕刻时光》,据说灵感来自于俄国电影大师安德列·塔可夫斯基。……对了,片中摄制组穿的T恤现在在淘宝上有售了,等阿哲回国,我们可以买几件穿起来装装,我就要那件“副导演”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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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的片子中还有几部值得一看的,比如《The Onion Movie》、《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Un long dimanche de fiançailles》。
其他粪土皆不值一提。
寂寞来袭已经不是午夜了,是标准的后半夜儿,孤独伴随着失眠如约而至,挺好。
同屋JJ昨晚和我一夜长谈,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大他6岁的哥哥,30出头仍然为生计奔波;早上他仍然抖擞的奔赴考场,晚上就带着女友踏上火车,回家度寒假去了,真好。
多年来,最怕独自一个人在晚上坐在出租车里的情形,尤其是深夜,但可惜一个人离家在外遇到过无数次这种事情:有时候是从杨浦到普陀,有时候是从浦东到浦西,还有过经常从玉佛寺那边以及从虹桥机场那边回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醉汉,在深夜的大雪天踉踉跄跄的寻找回家的路,却早已经忘了乡关何处。我惟有和身边的司机师傅聊天,顺着他们的话题,用上海脏话去控诉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这中谈话状态的把握对我来说几乎驾轻就熟。
去年一月的时候,有一次深夜1点,我从浦东坐夜宵渡轮到浦西,诺大的一个船舱,只有我和一个骑着电瓶车的小姑娘俩个人。马达轰鸣,我们各自坐在窗边张望着江面。后来她问我:你是学生吗?我说你怎么知道?她没有解释原因,船在江面笨重的前行,她接着问:你在上海读书几年了?我说,7年了。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苍凉的汽笛声撞击着夜空。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8年来我好像在外在行为上一直重复着很多故事,但内心深处一直在挣扎着寻找新意。
由于一些前几年的经历,现在的朋友中在校读书的女生很少,最近两年我甚至有点排斥与在校读书的女孩认识。并不像你们那些损友想的那样——杨老师这几年在学校仍然过着“万花丛中过,不留一点红”的日子。即便我仍然在说:泡师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是荼毒生灵的事却真的一点也干不出来了。不想这样,没有状态,没有能力实现,更加办不到。这些年的一切感情问题,都像是有点虚幻有点无聊的故事一样,并且无论我如何质疑它的存在性,他们还是一直强迫我参加演出。
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做伴郎被雷了,我竟然在一次恍惚间做了一个结婚的梦。新郎是我,其他人皆记不得模样,包括新娘。梦的核心情节是这样的:我伸手去掀新娘的红盖头,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成功,这时候司仪走到我的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牌,“You, OUT!”
一提到我们这代人的婚姻问题,总有统计数字跳出来嚷嚷,说现代都市社会存在着大量“剩女”,北京有50万,上海有60万,深圳有80万……所以小伙们千万别着急,一定要看准了再出手,而且必将手到擒来。可是,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毕竟不是统计学问题,那种数量伦理在个体感受面前变得毫无意义。你不去实践体会永远搞不清它是什么。
扯远了,我还是继续感慨我那漫长无边的生活际遇。
人生过了三分之一强,这其中至少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感到寂寞。身为独生子女寂寞,一个人在外地求学寂寞,没有恋爱可谈的时候也寂寞,甚至谈了恋爱得不到关爱就会更加寂寞。若30岁拿到博士学位,在那学位证书上,我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文字写上:对您多年来的寂寞人生深表同情。
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家这么远去读书,主要的原因是想选择一个与父母恰当的距离,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叛逆的青春,我那时候叛逆得一度与他们关系紧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真的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男孩子就应该放养”我妈斩钉截铁的说。是啊,独立的生活不断打磨着我。一个人不停的搬家,一个人生病了去医院吊盐水,一个人在午夜里捧读《木腿正义》,一个人去应付轰然倒塌的感情生活,一个人去弥补犯下的错。现在想想,这些财富是那么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父母的关系也在这些年得到了升华。每年回家2次,每次都不长,聊聊成长聊聊家长里短聊聊政治。他们也会来看我,但是基本都是旅游过程中的一站。我很欣慰这一点,因为我与父母彼此都有各自独立的生活,我在这边准备考试、拚论文,他们在香港快快乐乐的过圣诞节,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谢父母现的支持,可以让我没有太多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些足够了,真的请别为我付出太多,我唯一能报答你们的就是自己独立而幸福的生活。
在交大教书快三年了,同事沈老师多次提出要给我介绍她的侄女做女朋友,我都很尴尬的说求学之路太漫长不想耽误人家。可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是害怕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相识,它也许会打碎我对婚姻家庭生活仅存的一点奢侈的想象。
婚姻家庭生活是什么?我想找个爱我的女人一起看电视,一起洗碗,时不时还可以用一句经常自嘲的话去一起骂别人:“你才博士呢,你们全家都博士”。 装B帖——翻译雨果诗作一首
[小按]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大作家雨果,维克托·雨果。一群只学了一年法语,而且还学得很吊儿郎当的人,要在课堂上有感情的背诵维克托·雨果同学在18世纪用古法语写的诗,还巨长。这样惨绝人寰得令人发指的一幕,不止发生在孟买,而且还发生在我们的法语课堂上。阿拉听到这个噩耗之后不禁怆然而涕下,抱头痛哭……。当然,涕下之后,我果敢的反思:与其坐以待毙,被Ludovic扫地出门,不如自己发奋努力,先将这个火星文翻译成现代汉语,括号,简体,再图背诵,或可事半功倍?闲话少说,上诗——
Oceano nox Oh ! combien de marins, combien de capitaines Combien de patrons morts avec leurs équipages ! Nul ne sait votre sort, pauvres têtes perdues ! On s'entretient de vous parfois dans les veillées. On demande : - Où sont-ils ? sont-ils rois dans quelque le ? Bient t des yeux de tous votre ombre est disparue. Et quand la tombe enfin a fermé leur paupière, Où sont-ils, les marins sombrés dans les nuits noires ?
我的译文(一)——梨花体 黑海野鬼 唉,我的船老大和伙计们呐~,你们死的好惨啊! 老板们拉着伙计一起陪葬! 到处飘散的头颅啊,没人知道你们将去向何方! 每当夜深人静,大家会聊到你们。 人们不断的问:他们去哪了?当了某个岛国的国王了吧? 人们的眼中再没有你们的身影。 当棺材终于被盖上盖子 伙计们,你们在哪?消失在漫漫黑夜了吗?
以上,仅为字面翻译,故称“梨花体”(向赵丽华同学致敬),完全达不到“信、达、雅”的翻译境界,但对于背诵却很有帮助。敬请各位期待小生的其他翻译版本——“七言”&“卜算子”。 (待续) 历史反对金融救市最近不少学商科或者在金融领域工作的朋友都在不断的自危加抱怨:那么壮丽多彩的美国金融大厦,怎么会这样子地就崩溃了呢。这拨金融危机会不会波及甚至荼毒到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范围的中国。我们中国亿万股民的钱都套牢在不争气的股市里,如果经济不好转我们怎么办?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怎么屡屡得不到通过。这如果是在中国,区区7000亿刀的救市资金还用得着财政部长下跪吗?老美就是太讲民主了,行政效率低,还得全世界人民跟着受苦,看来还是我们中国政府牛B啊…… 贝尔斯登倒闭,雷曼破产,美林卖身,AIG被政府接管……不知道高盛或者摩根士丹利的高层们现在正在想什么。我有一天突发奇想,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提供几个电话号码,让他们在寻求解救的过程中也能多几条路可走。提供什么样的电话号码呢,当然是无所不能,盖世无双,富可敌国,倾国倾城,最擅长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国浙江企业家们的电话号码了。哪里去找呢?胡润富豪榜?当然不是,那是一个比华南虎照片PS技术更低劣的商业噱头。只要你不上市,胡润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只要你花点钱打点一下,财富数字就可以随意PS。所以,你应该去春节长假期间的温州农村去找。方法也很简单,在那些成群结队的劳斯莱斯、宾利、迈巴赫旁边埋伏起来。出来一个大腹便便的周围站满了保镖的人,你就大喊:我是大摩总裁XXXX的私人代表,奉命前来与X总洽谈收购事宜…… 呵呵,再扯远点。我还真的希望中国企业家们能去收购几个华尔街金融公司回来玩玩,不懂咱可以学嘛~学着学着就习惯了。不只是收购华尔街,美国那么好的别墅才买1000多刀(中国普通老百姓只要会用ebay的应该都有条件购买),咱弄它几万套,改成海外二奶集散中心,包点什么小甜甜、大甜甜之类的洋妞往里面一住,比保养那些三流民族唱法歌手有档次多了;冰岛破产咱就去收购冰岛,迪拜破产咱就去圈迪拜,把那个什么X星级的酒店改造成浙江农村式的筒子“炮楼”,然后送给咱娃们专门用于搞对象约会用,到时候别说郭JJ之类的玩跳水的,就是玩挑水的也肯定一泡(炮)一个准。反正存在瑞士银行几吨几吨的黄金总有用的那一天嘛~什么?你说现在还没到抄底的时候?拿出点魄力嘛~不然那些浑身满是油点子的阿拉伯土财主们又要出手了…… ——————————————————进入正题的分割线———————————————— OKAY,你可以说我在胡言乱语,与主题驴唇不对马嘴。以下,请允许我严肃地讲点道理,请你耐心看完。先说一个故事,给需要补历史课的人,不过不用紧张,当然它不是史实,而仅仅是历史寓言,来自美国学者彼得·希夫和约翰·唐斯《美元大崩溃》一书,写于2006年。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在一个荒岛上,有一个美国人和五个亚洲人,他们需要在这里挣扎的生活下去。经过协商,大家彼此分工:五个亚洲人负责觅食并烹饪,美国人负责吃饭并分配剩下的食物给亚洲人。因为看似只有美国人懂得求生的规则和如何组织协调,所以大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亚洲人每天辛苦忙碌,美国人则看似很有技术含量的筛选、鉴别着食物,吃饭的同时还向亚洲人提出进一步改进的要求,他的理由是可以让我们过得更“科学”。美国人因此有权决定食物的好坏,更有权在别人劳作的时候在沙滩上晒太阳。亚洲人后来觉得自己的食物被美国人无偿占有了,觉得不公平,于是向美国人提出分享他权益的要求。美国人于是给亚洲人开了很多欠条,承诺未来亚洲人可以用这些欠条来换取美国人那样舒适的生活。亚洲人欣喜的接受,并且认真的保管欠条,他们认为这些欠条是他们劳动生产的原始动力,并且这些欠条还成为了他们之间彼此交换的最有公信力的一般等价物。 后来,荒岛上来了一位银行家,他不断地告诉亚洲人,这些欠条积累起来就可以获得美国人那样舒适的生活,并且帮他们保管、打理欠条,设计一些游戏规则,像变戏法一样使这些欠条在数字上越变越多。因为他有那种能把欠条变多的能力,所以他自然的可以获得亚洲人生产的食物,享受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亚洲人很欣喜,卖力的工作,生产的食物越来越多;美国人也很高兴,胃口月来越大,开出的欠条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过程日积月累,美国人、亚洲人和银行家之间的欠条游戏就越玩越大越玩越复杂。”“荒岛成了热闹繁荣之岛。”亚洲人忘记了荒岛的历史,他们只懂得自己辛勤的劳作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欠条,进而最后获得美国人一样美好的生活;美国人不劳动,不生产,他只吃饭、晒太阳、签发欠条;银行家则负责不断地设计新的复杂的游戏让欠条越变越多,自己获得的食物“分红”也越来越多。这时候,作者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亚洲人拿着银行家的凭证去问银行家要更多的欠条,银行家可能会说我不玩了我退出;如果亚洲人拿着美国人开出的欠条去问美国人要他那样舒适的生活,而美国人又给不出那么多的物质怎么办? 我想很多人会和我的第一想法一样:那就是由美国人自己来宣布欠条贬值。
看似很滑稽,但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活。故事中的美国人、银行家、亚洲人,在我看来,当然不仅仅指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各参与主体,以及他们符号化了的脸孔和角色,它们泛指一切商业金融行业中的积极参与者,国家、规则制定者、各种组织、公司法人,以及个人。他们是一群忘记了历史和社会经验,对商业金融游戏规则顶礼膜拜,相信魔术能够创造真正财富的人。故事中,辛勤劳作的亚洲人才是物质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他们经过银行家的“帮助”,看似“财富”越来越多,但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美国人不劳作只消费,但他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早期那种“赤裸裸”的剥削者、资本家,因为他也是无辜的,有一群人帮助他们修饰了身份——那就是银行家。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中,银行家变得无所不能,他制定规则,而且主持游戏,他手下有一干从他身体里分离出来的小弟,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小弟都收入颇丰,因为他们有银行家大哥罩着。他们是领导这个社会的最神奇的精英。他们为美国人提供担保,让美国人开出的欠条看起来含金量十足,美国人只需将自己最不值钱的玩艺抵押给银行家,而且可以反复抵押;他们还为亚洲人建立看似神奇的资本市场,让亚洲人持有的欠条可以经过反复炒作变得越来越华丽、但却价值无常。是的,没错,这是一个银行家的国度,以至于每个人都想成为银行家。那现实中的银行家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从80年代里根政府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世界金融界被一群称为“银行家”的精英所领导着,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金融市场又领导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勃兴的脚步,这样诱人的行业领域,自然吸引着全世界的青年才俊聚集于此。最开始是胆大的资本运作人,后来是是一群擅长建模的数学天才,到现在是一些数学天才加上过人胆识的操盘手的合体,他们聚集的场所,有一个不曾改变的名字——华尔街。最近十年来对于华尔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银行家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美国社会有着很大的争论。有人觉得他们了不起,用自己的智慧去构建庞大的资本帝国,翻云覆雨之间就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使得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经济领导着的地位,让美国人过着外国人望尘莫及的优越生活;有人觉得他们只是一群会玩弄戏法的小丑,以自由创新之名带给这个社会经济体以日益高涨的风险。很显然,第一种声音远远超过后者,以至于在一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银行家甚至金融白领,都已经成为了社会精英的代名词,无数青年人向往的梦之地。但是这些“精英”们,不要忘记他们都作过什么——在华尔街一幢幢摩天楼之间,无数的“数学天才”设计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名曰创新,实则“利用金融杠杆的倍增效应,追求高风险高回报。”,而同时想尽心思让作为设计者自己的风险月来越小,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早晚要出问题的。 历史回溯到1979年,从最开始的保罗·沃克,到统治全球金融帝国二十年的格林斯潘,再到今天的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均奉行金融市场自由主义,反对政府与国会的严格监管,放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制与交易。以1994年诞生的“信用违约保险”(CDS)为例,它是一种对债券进行进行保险的金融衍生品,由银行之外的第三方保险公司担保债券坏账风险,银行则只需要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就可以了。这项看似合理无比的金融制度,今天在全球金融领域应用甚广。它使得银行可以无忧无虑的发放贷款,而不必担心坏账。美国房屋贷款的高潮由此而起,带动全球房价疯狂上涨。中国不但赶上了这拨上涨,而且由于自身房屋体制改革点的到来,上涨的尤为猛烈。为了鼓励贷款刺激消费,美联储甚至一度将贷款利息降到了1%,许多房屋贷款甚至是零首付,并且不查收入水平(中国在房价疯涨时期,地方政府的做法何尝不是这样),这样美国的穷人几乎家家贷款买房,只要他们愿意承受未来可能调高的还贷利率就好。穷人的算盘很明确:现在贷款买房,虽然房价高的离谱,但只未来如果还不起,我只要断供就可以了;银行的心思更好把握:根本不用管贷款坏账问题,因为有了CDS,风险早就已经打包出售给保险公司,如果借款人断供,欠的根本不是银行的钱。于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就是保险巨头AIG,因为它承包了投行巨头雷曼兄弟高达7000亿美元的CDS。在这种时刻,银行家的嘴脸就变得更加拙劣起来——在消费刺激下经济增长数据飙升的时代,他们每个人都赚进了万贯家财;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们就在公司破产保护伞的笼罩下,在公司法人格虚伪外衣的包裹下,拍拍屁股拿着巨款走人了。 救市,首先就是去救银行家,让庞大的金融体制不至于崩溃,不至于推倒重来。救银行家的结果就是让大家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美国人还是美国人,亚洲人同样安稳的继续作亚洲人。而且在现实的情况下,美国人和亚洲人都希望能救银行家,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没有了银行家,美国人就没有了工具,没有了继续过不劳作只消费生活的途径;没有了银行家,亚洲人曾经有的那些财富幻想就彻底破灭了,与其破灭还不如继续保持自己的幻想。幻想真的是可怕的东西,它造就了这个可悲又必将倾覆的大厦。 以上,有人会觉得我说这些话承袭了我一贯的“偏见”,对纯商业市场行为的偏见。我不想多作辩护,只想提醒大家,纯商业市场行为很重要,它为经济带来了动力与活力,但他往往也是社会不公与财富掠夺的工具。价值在通过市场实现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工业和农业生产是它的主体;第二个阶段是交易阶段,通过复杂的交易价值最后显现出大众能够感知的形式,纯商业以及由它而生的“金融产业”是这这一阶段的载体。现代社会,缺乏历史的积累与传承,很多人忘记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认为价值通过商业的标识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认为是“市场”创造了价值。“结果是人们更多的从市场做文章,试图从市场得到更多的财富。这是完全的本末倒置。(彼得·希夫语)”。 多点实业的创建,少些数字的虚浮,这个世界才能变好。 夹叙夹议的成都/Lost in Chendu(3) 成都哲学及其“现代化”/Chengdu philosopy and its modernization/ Philosophie de Chengdu et sa modernisation
这是前几天从四川回来之后,在一次内部沙龙发言的题目,那次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我之前只把题目给了主持人,连提纲都没有就上去讲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文字能拿出来,只好凭借记忆写一篇。当时滔滔不绝的,夹杂着提问和交流,掰了一个小时,看来我的感慨还挺多的。 在我博客里几乎看不到转载,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2008-07-17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P.S.这期南方周末还配发了一篇有关浙大光华法学院的文章。我没去实地考察过,一切信息还只是道听途说,同样怀揣“学术圣殿”美好愿景的我,暂且将这一篇“溢美之词”也转贴于此,愿将来可以有更多的体会和认识。
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 发自杭州 北京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4737 婚姻法律人类学总论
人类创设婚姻制度(不单指一夫一妻制的那种)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有两个。第一种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为了使通过婚姻关系而结合的各方能够在生活上相互扶助,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和功能,比如维系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最常态的细胞的稳定结构;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相互照顾生活;以及排出内心的孤独感,等等内心需要。 第二点原因是生理层面的,即为控制滥交(而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获得合法性关系的“执照”)。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人类性行为都是合法的。按照自然法的观点,人类进行性行为当然是合“法”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卫生条件等诸方面原因,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够发生性行为的次数非常有限,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原始社会的性行为是予取予求的。大多数的人在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性行为之后,就因为功能的丧失或者死亡而停止了。现代人性欲的旺盛,似乎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并不需要限制性行为的生理角度的婚姻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体的进化(有关人类在进入社会化生活以来人体是否一直在进化的问题,大家可以参阅乔纳森·普里特查德等人的生物人类学研究。),过度的滥交成为了可能,于是派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社会关系混乱,以致无法通过家庭、宗族来承袭教育文明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涂尔干的人类学名著《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性疾病的泛滥和传播,等等。当然,古代避孕技术的落后也是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以上的原因,大约在几千年前,婚姻制度应运而生(当然,以上原因都需要人类学路径的严格证明)。这一制度依其形态不同可以大体分为: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多夫多妻、一妻一夫等等,它们都分别在历史与现实中占据过一定空间和时间。 近现代民法上的婚姻和制度则继承了历史上婚姻制度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婚姻制度的要求。这集中体现在近现代各国婚姻法对于婚姻各方社会行为及性行为的调控与规制上。若有文本及实证研究的兴趣,这当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夹叙夹议的成都/Lost in Chengdu(2) 重逢/Les vieux amis se rencontrent après une longue séparation/Meet again
在双流机场下了飞机,我焦急而喜悦的往外走。和浦东机场相比,双流的航站楼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小炮楼,没走几步,我就已经来到了成都的大街上。在寻找机场大巴站点的同时,映入我眼帘的几乎都是有关抗震救灾的标语,这使我突然意识到:我来到的也许还是一座仍然沉浸在灾难的恫吓中的城市;同时,就算再特殊,他毕竟是一座中国的城市,只有一种声音的“大字报”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宣导,再次霸占了城市的视觉空间(下图),每每在这样一个时刻,是鼓舞人心,抑或是一种冒犯。在从机场到市区这段很近的路上,随处可见的红底黄字的大幅标语(下图)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使我不免有些恐慌,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好在,坐在我旁边的热情的成都姑娘打消了我的顾虑。她见我一个人刚下飞机,提着大包,目光新奇而茫然,就主动的用普通话和我攀谈起来。介绍了一些成都的玩的地方;5.12地震的时候她在做什么,什么反应;还有一些在网上似乎早就看过了的与地震有关的好玩的段子。说得她书舞足蹈,听得我心花怒放,全然不像在讨论那场电视上看到的灾难。大巴继续行驶,我见时机成熟了,根据我的经验,该拿出电话问号码了。可是,突然,司机停车,回头对着我,用川普说:你到了。我提起包,转头,微笑,表示谢意,再见。没留成电话,下车了。 又坐上了出租车。我始终坚信,要了解一个城市,首先从出租车及出租车司机开始。成都的出租车车型以捷达为主,颜色也是死板的涂成了绿色和黄色,这让我有回到吉林或者东北其它城市的错觉。不过想想也对,西南地区本就没有什么汽车工业,离成都最近的湖北十堰的二汽,似乎一直让四川人、重庆人气不过加瞧不起。加上一汽捷达车价廉物美,市场占有率又高,自然成了出租车市场的主导。车上的司机,说着一口我能完全听懂的标准四川话,语速不快,但却抑扬顿挫。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介绍起成都的主要交通来,南北怎么交错,环线如何串联,何时修建的,高峰时间怎样错车,还告诉我怎么识别本地的出租车以防被宰,等等。这就是热心厚道的成都人,我基本下结论了。到了红牌楼,姐夫已经在那等着接我了。两年半不见,他胖了不止一圈两圈。我说:是成都安逸的生活滋养了你,还是我姐日益精湛的厨艺和温柔喂肥了你?他叹了口气摇摇头:一言难尽啊,你看到你姐就明白了,她比我胖得还惨呢。这点在10多分钟后就得到了证明,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堂姐,我先过去捏了一下她的肥脸蛋,很难相信那是真的。当然,结果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被我健壮的姐姐一拳打飞。桌子上摆了一桌大鱼大肉,我说我在飞经上刚吃饱,他们异口同声说:不行,陪我们喝两杯再说。于是,这个晚上就在觥筹交错、与欢歌笑语中度过,时而回顾童年往事,时而评说婚姻生活。虽然我们的脸上都多了些岁月,但谈话的气氛还和10几年前的小时候一样,没变。 第二天的行程由辽国人GN同学安排,号称要带我游览最市井、最纯粹、最成都的成都。1年不见,GN黑了蛮多,瘦了蛮多,“多了蛮多热带风情”(GN自语),广州、珠海的热带生活果然可以毫无保留的重新塑造一个人啊。边走边聊,我们的第一站是锦里,一条尽量复制的古色古香的成都老街,虽然很短,但却力图向游客集中宣导古时成都发达的商业和休闲文化(下左图)。在锦里品尝的第一种成都小吃是甜甜的“三大炮”(下中图),好吃。看,GN吃得多投入~(下右图。这张照片请看到的同学快点保存。被她发现了,很可能就被和谐了)。 随后,步行去寻找更加纯粹的成都。沿着腐烂(府南)河(下左图),路过GN的母校,号称有N千历史的“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下中图),人家门卫大叔没让我们进去,然后来到人民公园(下右图)。 人民公园是成都人,尤其是老成都人,摆龙门阵的圣地之一。树阴下面,几把竹椅,一杯浓茶,麻将就可以摆上桌来了(下左图),有时候一打就是一天。成都人的麻将文化已经成了一张扬名海内外的名片。后来,我们又逛了菜市场,这个最最最市井的地方。菜市场上几乎全是老人,让我有一种来到了老年社区活动站的感觉。老年摊主们三五一组的,坐在竹椅上,手里拿一瓶茶,一把竹扇,聚拢在一起摆龙门阵,似乎摊位上摆着的物品和他们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午,和GN的两个同学兼好友汇合,去吃“酸萝卜鸡杂”(下中图)。我爱极了这种地道的街边小店,生意好得不得了。吃客也是络绎不绝,都是豪爽而干练的成都年轻人。香辣浓郁,嘈杂鼎沸,好地方。成都有一种“唯怡”豆奶(下中图),冰的,两块钱一瓶,几乎遍布成都所有的饭店,味道美若甘泉。可能是因为川菜比较油、辣,他们才想出了这种绝妙的辅助饮料。少顷,我们的桌上就只剩下一只空盆和一堆空瓶了(下右图),那是我沉醉于成都美食初体验之后的畅快与回甘啊! 下午的行程包括了:1,逛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老街(下左图),一段被商业化改造过了的休闲街区,评论会在后面的“理论建模”中涉及,此处不赘述;2,在宽巷子稍微“高级”一点的茶馆喝茶(下中图),茶馆的小妹虽然也是四川人,但是不逼迫就不开口讲四川话。3,游览武侯祠(下右图),朝拜西蜀英魂。武侯祠,作为一个被修缮扩建过无数次的、收门票的“旅游景点”,已经和其他地区的“景点”一样——高度的“模式化”、“同质化”了。据“老成都”GN对武侯祠的评价:“我记得好像只有小学春游的时候来过一次这里耶……”。 傍晚,下班高峰人潮鼎沸的时候,来到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下左图)及其周边地带,如春熙路等,闲逛,顺便等待阿坤等人下班。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原因就在于:我希望在最小的空间与时间限度内,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在观赏成都市区街景的同时,打望并且审视传说中的、在我脑海里浸淫已久的“成都美女”。(注意:此处并没有YY以及其他邪恶不雅的意图,请各位用端正的眼光看待,谢谢。)说到成都(四川)美女,真得要多说几句。天府之国出美女是尽人皆知的、雷打不动的客观实在,不因各种物权、债权、身份权、行政权等各种权力的变更、消灭而转移。(呃,这句为纯无厘头作品。)成都美女总体的特征就是:皮肤白皙、脸蛋圆鼓、眼睛蛮大。这些特征,是我没有踏入过这块土地之前,就已经通过接触不同的四川人总结出来的铁律。但是当我正妄图用人类学的方法进一步解构这一规律的时候,我来到了成都,春熙路,盐市口。脑子已经不再具有思考什么狗屁理论的能力了,只顾着到处张望、张望、张望,不停的张望了。不过,据目击者回忆,我当时嘴角并没有流出一点液体。一个个皮肤白白、脸蛋圆圆、眼睛大大、小嘴红红的小姑娘,不撑阳伞,就这样在马路上骄傲的走着(下右图,当然,有男人陪伴也是不可避免的)。绝大多数都穿着短裤甚至热裤(当时我还在想,成都女孩真不错,引领风尚啊,使得成都一下子就成了“人均拥有热裤最多的城市”。结果回了上海才发现,原来今年全国都流行穿这个,Orz。),虽然从身材比例上讲,四川女孩的腿没有北方女孩尤其是东北女孩那样长、细、直,但是毕竟它们很白,在阳光下晃来晃去明晃晃的还是很耀眼滴。后来,为了不虚此行,我们索性在盐市口广场的二楼麦当劳(下中图)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伴着窗外夕阳,仔细观察、用心体会这个人生中难得的良辰美景。 晚上7点多,多年不见的阿坤终于出现了。聚会地点选在“胖妈烂火锅”(下左图),据说是HYY在成都的那一年与阿坤经常断背幽会的地方,但是作为HYY女友的GN竟然毫不知情。阿坤、半月老妹、我、GN、GN的好友WD和XQ,还有一盆地道的、满是漂浮的花椒、香得冒烟的火锅(下中图),重逢的夜宴就这样开始了。几杯啤酒下肚,阿坤说:知道3年前的6月26号是什么日子吗?就是我毕业离开大学的日子啊……。我说:哦!真的是的。想起来了,那天送你上出租车,你还在中江路可的便利店给我买了一瓶冰的百事可乐……,来,为整整三年的重逢干杯!当晚我和阿坤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喝酒(下右图),而且每一杯酒都是一干到底的,也就是说,没有喝过一口不是整杯的酒,这一点我还记得。大家似乎都在寻找回忆着什么。我们聊大学时候的日子,回忆当年宿舍里的火锅啤酒,聊这3年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一些变化了的、没变的人生态度。喝得比较high的时候,开始打电话骚扰调戏HYY和大飞。HYY说他还在北京的证券公司里面加班,好想和我们一起喝个痛快;GN对大飞说:大飞哥哥你说的四川话我有点听不懂哎……,大飞在电话里无语的说:你喝多了吧。…… 夹叙夹议的成都/Lost in Chengdu (1) 出发/Partir
夹叙夹议的成都 Lost in Chengdu
想去成都,就去网上订了机票。两折,连来带去,加机场建设费加燃油税,RMB940。定好机票之后我就没有心情准备法语考试了,感觉考试啊成绩啊什么的,都像那天边的浮云一样(这直接导致我后来被骂得狗血碰头,当然,这不是此篇的主题)。于是我一边流着口水,一边策划怎么吃、怎么玩、怎么探访灾区、怎么学习成都哲学。法语考试前一天,我兴奋异常地整理行囊到夜里两点,给朋友们带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还有相机的电池,我的牙刷……都每个物件都摩挲半天,思考着他们出现在成都的样子,然后温柔的塞进包里。考试的时候,我很显眼的背了两个大包去考场,众目睽睽之下,嘻皮笑脸的说:我要赶飞机。于是,考场紧张的气氛迅速得到了缓解,大家开始愉悦的浏览考卷。由于不会的太多,我干脆跳着做题。等我答完第一遍会的题目的时候,举头一望,大家还在第一张试卷上挣扎。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考完交卷,随便吃一口饭,直奔机场。 浦东机场新开了二号航站楼,壮观惨了(上中图)。紧张办手续之余,我不忘拍几张照片,包括在厕所里的自拍(上右图),以彰显我对即将到来的旅行的兴奋。感觉就像小时候每个儿童节春游之前紧张而有序地准备零食时的心情,这毛病估计很难改了。一改我上学时候和教书的时候喜欢迟到一小会的风格,我提前1小时到了候机厅。在路上遇到了刚踢完中超比赛的陕西队队员,每个人都懒散的在机场通道上蠕动,眼神中满是随意和天真,戏虐和漫不经心,颇有中国国家队的风范。现在的中国球员,由于没有了球市,走到哪里都是寂寞的,根本没人认识。我先是看到了李彦,于是走过去问他:你们去哪比赛?(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他在上海国际踢球的时候呢。)他先愣了一下,说:上海。我说:哦~你们是陕西队的。他说:嗯。就再也没对话了。李彦和几个上海籍的球员走在一起,吃着冰棍,用上海话大声评论着某某pub,仿佛昨天白天的输球,让他们积蓄了很多能量,得以在晚上尽情地释放了个痛快。几个外援走在一起,也吃着冰棍,用英语也在探讨类似话题(下左图)。后来在候机厅我看到了当年的国青队猛将,曾经射穿阿根廷球门的王鹏,在那用力地不断地打着哈欠(下中图,他对面是在伸懒腰的李彦);当然,还有传说中“护球像亨利”的“李毅大帝”,脱了鞋躺在长椅上睡觉,然后到处游荡看别人用笔记本打游戏(下右图);李彦和王鹏后来围着一个机场的女地勤聊了半个小时后,又懒散的去登机了。望着他们乘坐的飞机划破天际,飞往下一个中超比赛地,夕阳余晖中,我衷心地祝愿中国足球能早日冲出亚洲四流水平,走向亚洲三流。 在飞机上,一般人都会期待的旅行艳遇,终究没有在我身边发生。再加上前一段时间南方闹水灾,对流层的云层厚得很,下面实在没有什么好景色可看。只能偶尔看到壮丽的气旋把云层吹成峰峦叠嶂的模样(下左图);或者天边的太阳映衬下,明显的呈弧形的白色苍穹(下中、右图)。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上航的空姐果然名不虚传,个顶个苗条水灵。联想到上航飞行员叮咚同学,上一次给我们讲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有关空姐的故事,一种邪恶的念头在我胸中油然而生。当然,只是念头而以。为了打发无聊,也为了多看几眼空姐MM,更为了安慰我因为赶时间而遭到虐待的肚子,我分两次要了两盒饭,两杯咖啡,去了两次洗手间。每次眼神与空姐MM对视,她都会向我报以迷人的职业化的微笑,让我感到一阵松软。这个时候我就只恨自己不是XXX的成功人士,即便是农民企业家也好,至少可以很猥琐的递名片过去。唉,我就这样一直纠结着,直到成都平原出现在我的视野下方。 自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以来,成都平原就是一块富庶无比的土地,农业发达、生活安逸。这些书本知识早就已经印刻在了脑海里,但是,当它突然之间以完整的轮廓出现在你的视线里的时候,尤其是以一种鸟瞰的角度,还是不免有些惊艳之感的(下左图)。沟壑林立不足以形容他的壮美;水路纵横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灵气。这是一块熟的发烫的土地,你似乎能感受到空气中谷物的香味。每一处水利工程,灌溉线路的设计都很精妙(下中图),涓涓细流浑然滋养着大地;一个个小坝子自然而灵巧的散布在平原上,其间点缀着房屋、村庄,还有公路把他们穿成一个个网(下右图),让人看了没法不啧啧赞叹。这是一派人与自然互相雕琢,彼此嵌入的景象,你看不到浙江等地上空那散发恶臭的黑河,还有光秃秃的土地,有的只有绿色,还有绿色中生活的人。 漏网之语
Les Images de Ma Vie/镜像生活Les Images de la Vie de Monsieur Seul the Life Images of Mr. Lonely 镜 像 生 活
(照片儿会不断添加,可以点击看大图。图片说明就不搞了,有问题留言,谢谢大家) 我一个人占了两个人还多的位置,加上隔壁的厨房,以及各种家用电器,当然,还有两大箱子的书藏在柜子里。 请注意我迷离的眼神。其实,我主要迷惑的是—— 搬家时候咋办。。。
分享一首歌的歌词,《Mr Lonely》。嗯,对,就是我以前背景音乐那首阴阳怪气的歌,老夫最近爱上它了。
http://attachment.forum.nubb.com/.../20071214_04a1da93bf0bbebd4ccfsLyvraww99wI.mp3 Mr Lonely By Akon Lonely I'm so lonely, 踏春上海 采花扬州
上海的春天总让人有一种进入发情期的感觉,今年尤为明显。在这个被压缩的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言的城市,什么快感都以最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呐喊着。形色的脸谱化是这里的特征。我一直幻想的后现代都市精神的觉醒,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春天到来。于是我就不懈的寻觅。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游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从市中心到郊区,从金毛老外的聚居区再到飘扬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城中村。我一直想寻找那些我所向往的能在这样一个时节和我不期而遇的记忆中的事物,比如80年代的工人俱乐部,比如苏州河沿岸的旧玻璃厂、旧仓库。“上海像是一座敌视人行道的城市。中心城区的人行道不仅大多十分狭窄而且存在种种不可搬动的障碍——形态各异的广告牌、配电箱,或是那些路边的高层建筑附带的巨大的大理石砌成绿化带(它们通常只种草和灌木,却挡住人们的去路,不过也昭示了它所归属的建筑物的权威)。没有经验的行人不得不接受来自这些障碍的挑战,同时留心着那些因为缺乏非机动车道而混入人行道的助动车、自行车。狭窄而繁忙的人行道的典型是福州路和淮海中路,看着狭窄的人行道上高速穿行的人群,你会怀疑:缩减人行道宽度的背后有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动机,那就是:人们将不会闲散地信步于街头,更不会在街头长凳上闲坐观看梧桐叶间斑斓的阳光。为了不被后面的人流冲撞或鄙夷,他们只能快速行走——去上班、回家,或者购物——城市就这样维持着一往无前的动能。”…… “上海是一座其城市空间被尽可能用于商业的城市。在上海,商业对于城市空间的定义和塑造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多人从观念角度批评上海的城市建设逼仄、局促,似乎上海的城市规划和营造所具有的问题只是一些人本主义的观念之风还没有刮到这里的建筑师和规划官僚耳边。可是,如果考虑上海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可以让我们从这种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上海是中国在急剧的经济发展和痴迷于经济发展时期的经济发动机。它背负着国家指派的沉重的经济发展指标。为了完成这些指标,这座城市不得不将其一切公共空间商业化。在这种大的趋势下面,有识之士们即便去倡导和干预,都是杯水车薪。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在将一部分人口逼向社会和经济的不可见处的同时,边缘化、压缩,甚至没收着他们的生活空间。同时,它将通过翻新或清空而得到的新的空间变成营业性场所,广告的载体,或是交付那些炫耀资本权威的侵犯性的建筑形式。”我站在浦东那个即将完工的“第一高楼”下面,又听说某某地方要建新的“第一高楼”了。感叹:后发国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隐忧,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国际化不够现代化,就像一个年纪很大“老处男”,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的勃起不够坚挺。这些或许和孔雀开屏一样,都仅仅是生理现象。
比上海更像孔雀的城市有一座叫做扬州。今年终于在烟花三月去了一次那里,去过之后的感觉:我已经对江浙沪一带过渡开发的任何旅游景点都绝望了,以后不出江浙沪的旅游我再也不去了。(p.s.记得过去曾经有一期的《中国国家地理》这样写道(大概意思):“中国政府评比的90%的AAAA以上的景区都在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而真正被百姓公认的票选的美景,又基本上90%集中在中西部。”可见,这个社会,人的审美观被商业被商业行政扭曲到了何等地步) 李白他老人家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其实在历史上描绘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每年农历三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一直是我国南北水运大动脉的京杭运河也彻底解冻通航。这个时候,北方的王宫贵族、有闲阶级就乘坐豪华游轮,顺着运河南下,到达扬州寻花问柳,享受生活。与大运河水系连通的瘦西湖位于扬州市中心,瘦西湖沿岸自古就是中国青楼妓院最密集的地方。所以,扬州历来是中国的烟柳中心。小秦淮瘦西湖之繁荣“娼”盛,直驾金陵、北京之上。最为有名的比如晚清时期以鸣玉坊为代表的八大妓院,声名显赫全国。那时候的瘦西湖,此等情景随时可见:“一条船,几个人,沿河而行,召之即到,游游停停。”反正不管是什么人,有钱有势的大财主也好,想打友情炮的“文人骚客”也好,历史上每年此时的扬州,全城飘散的都是“荡子魂消,羁人心醉”的情怀。 今天的扬州,扦脚、桑拿、按摩、搓澡、“三把刀”……,此等产业繁荣到伏地皆是;旅游业早就已经是这个苏北中心城市的第一产业;每年这个时节,喧嚣的旅游活动、爆满的外地游客、讲话牛逼哄哄的出租车司机、高的离谱的景点门票,都向你霸道的宣示着这一点:我们就是要不惜一切手段搞经济建设,你来就说明你愿意被宰。瘦西湖、何园、各园,是外地游客到扬州必到的几个景点。于是,他们被高高的外墙圈起来,远处望去,最高大的门楼上面一般都有几个明晃晃的字:售票处。景点本身可能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被一次又一次的扩建,无数的附属物被添加上去,用来强奸游人的感官——园林里面被各种仿制的文物、人物添塞着,每一个房间都被称为“XX博物展览馆”;仿制的亭台水榭和桌椅板凳散发着浓烈的甲醛的味道;景区的空地上建着好多用木桩搭设的诸如秋千、滑梯之类的“健身设施”;每一个景点周围,随处可见用BB枪打气球或者帮人设计签名的小摊,行人有时必须绕行才行……。
不只是扬州,江浙沪一带,所到之处的任何一个景点,都被这种东西充斥着。记得在常熟“沙家浜”,我竟然看过四处景点都叫“春来茶馆”;在富阳,我甚至看过那个比三国时期大无数倍的“孙权点将台”,孙权看到很定会哭的;在苏州,麦当劳咄咄逼人的开在某“园林”的外墙上;在杭州,西湖边的“新天地”是上海的三倍大…… 我的感官空间和审美空间,在这样一个春天,被商业化压缩的喘不过气来。而我又不断地想用自己正在变得浑浊的眼睛去寻找城市。我能找到吗? 破事儿
政治是个游戏,奥林匹克也是一个游戏,当这两个游戏遇到一起有人喊爽,有人喊晕。这两天上网,到处都是红的,我刚献了血,看多了有点目眩。感慨两句,喜欢的人捧个场,不喜欢的拍两砖。
1,MSN上的一片红 这个主意很好,对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由衷地表示敬意。这是和平民主年代,民众诉求政治发声的绝佳方式,让我想起了40年代的印度和1999年的塞尔维亚。让人觉得中国人也可以挺酷的。 2,CHINA还是China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人不断的告诉我,是China不是CHINA,说CHINA就是台独。这个内容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真的糟透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准仿佛一下子又倒退了20年。你说CHINA是台独,台独肯定会大笑:“我们什么时候用过CHINA啊,我们都是用TAIWAN啊,用CHINA的人都是支持92共识的国民党。”大陆网民这么一闹,没准又会多出几十个百分点的人倒向台独。China还是CHINA,体现的正是九二共识的精神,搁置争议、创造模糊空间,共图发展。就好像你说自己的国名叫“中国”,那么我们就叫繁体字的“中國”,大家都只承认自己的名字,却不否认对方的存在,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谈。而很多老左派和热血小青年还带着一贯的思维就是:你台湾就是属于我的,我会无条件的占有你,而你没有任何权力发出任何声音,你所有的行动必须是听命于我的。如果你是台湾民众,你会怎么想,一个从来没有把旗帜插到过岛上政权,凭什么说他对那个岛包括岛上民众的财务享有百分之百的所有权。我不是台独,但是我希望很多人能真正设身处地的想象有一部分人为什么要主张台独。而今我们谈统一,只能靠两岸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向心凝聚力,但你不能一面说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而另一面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这个家,海对岸的人对这个家没有任何权力吧。如果有一天,你告诉别人,你只爱China不爱CHINA,因为CHINA就是台湾,那台独就会笑起来说你看大陆人根本不爱台湾他们只想占有和强奸我们;如果又有一天,你又告所别人,不管CHINA还是China,都只有你大陆人有资格用,那台湾人也是人,他们只能选择用TAIWAN了。过去说,“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今天我看到的是台湾民主的成熟。而大陆的部分民众,你们真的爱自己的民族吗?还是只想借用某些渠道去释放荷尔蒙?去问问自己的父辈吧,历史上群体性无知的荷尔蒙释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后果?爱国,请理性的学习和反思这个国家的历史。民众总是被政客玩弄于股掌的民族才是可悲的民族。 3,奥运告诉我们什么 奥运就是一个世界沟通的舞台,有了奥运,人类的和平和共荣就又多了一个砝码。人类为什么要举办现代奥运会,绝对不是只是想集体减肥或者秀性感而已。所以你说奥运与政治无关,说明你没有读过历史。因为奥运给不同的文明一个互相展示沟通的机会,所以在这过程中难免会有碰撞和火化。面对碰撞,民众可以不冷静,但是知识界不能不理性,政治精英不能不理性。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原始的年代。关于这次奥运风波反映出了什么问题,核心词在我看来就是——集体误解。我适当借用丘震海先生的观点来总结一下。 由于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遇到的挫折,中西方之间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情结,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发酵,从而也在双方人们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某种不健康的种子。在中国大陆,西藏爆发骚乱后,不少民众指责外国传媒报道偏颇,掀起一股批判西方传媒的热潮;有内地网站除要求封杀CNN的北京奥运报道权、经济制裁德国、限制德国电视台采访奥运外,并发出要求政府“与英、法两国断交”、“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杯葛欧洲游”等激烈言辞。在西方,圣火传递风波有演变成一场“民间反华运动”的趋势;民调显示,70%受访美国人认为,当年将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国是“错误的决定”,而十一个月前支持北京办奥运的则有44%,反对的只有39%。 必须承认,此次中西双方发生的冲突,既不同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官方层面的冲突,也不同于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后中国民众仅针对美国及其官方的群情激昂,而是正在演变成为在中西双方民间社会之间的第一次集体误解。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间重新出现情绪的严重对立,不但是一件令人遗憾,而且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奥运风波,分别涉及中西双方各自在思想传统一些自身也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双方过去几年面对北京奥运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双方这几年本来就面临中国崛起的新课题,所有微妙心态和情结,都借着此次的西藏和奥运风波得到了总爆发。 针对西方的问题,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其中包括:西方知识界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下;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西藏问题只是西方知识界和民间在对华认知上的一个侧面,那么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彷徨,则是这次风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获得零八奥运主办权时,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全球尚未清晰化;过去七年北京奥运申办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由朦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对全球构成重大心理挑战的七年。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中国历史缺乏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因此伴随经济迅速崛起现实的,是民众心灵世界的荒芜和未开垦,这种情形十分类似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一些崛起大国。过去七年,是中国迅速和崛起发展的七年,也是中国国内从自信到膨胀的七年,更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日渐错综复杂的七年。 2008奥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折射出双方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七年前,当西方世界认同中国获得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其对中国的内心期待是:中国在未来七年里能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演变,以致于符合奥运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来说,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机会。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来说 --借用中国官媒的语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目的就是与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再加上中国刚刚进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将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胀情绪。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却非如此,而是中国是否会如二十年前的韩国,通过奥运走上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临中国迅速崛起,本来就正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调适期,因此各种情绪和反应就更难以理清。 过去七年,双方虽有内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过程中走了过来;现在,奥运举办在即,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毫无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愿,因此对华自然失去耐心;而从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领中国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尽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继而对西方产生极度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就短期而言,寻求双方理解的前景是暗淡的;但就长期而言,此次风波其实正好使双方的深层情结从深层浮上表层。若双方能借此机会不但对于各自在政治文化对话方面的思维和期待作一些反思和调整,而且也对各自思想传统乃至现实政治领域里的一些东西作一些反思和透视,也许对于未来的中西互动会有相当的好处。 对西方知识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传统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为什么在面对中国崛起和西藏的问题上,居然会轻易让位于简单的情绪化思维?在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撇除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色彩,是否仍残留着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体傲慢?这些问题即便对西方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对普通民众就更是如此。但相信西方过去数百年积累、发展和成熟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将有助于西方的知识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与情绪,回归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层的要素。若西方有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能在主流媒体发出这样的反思,相信假以时日,可以一定程度上逐渐影响和平衡西方的公众舆论。而在这方面,华人世界也需要有一些通晓西方的学者,与西方学者一起,对这场风波背后出现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里的困惑一起展开反思,从而形成东西思维的撞击和视角的互换。 对中国而言,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逐渐面对和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西方的傲慢不等于反西方,更不等于全盘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民众,切忌将这场反对西方傲慢的风暴演变成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翻版。 4,献血者说 最后说点看似和政治无关的小事。我昨天去参加了无偿献血,虽然是挺光荣一事,而且我也从内心里确实感觉挺自豪的,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处显摆。可是,逼我把它说出来的理由是这样的:献血确实是无偿的,对于血站来说,除了提供两个茶叶蛋一个面包一袋牛奶以外,他们无偿的运走了几车血液。可是,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用血是有偿的,中间的无底的差价去了哪里?我们不是计较自己那一点点的奉献,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献血者,我想我有权知道自己的血液被怎样用掉了,它所换来的价值又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我不想去说什么血站人员的高工资之类的破事,因为那都是些没经过证实的事情,我只想知道自己的奉献到底服务了哪些人。 口号,或者其他放假一开始,做了两天的宅男,为的是赶Moullier老师的作业。我的选题极其单纯但又堪称龌龊。我想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去断言,中国近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更多的是被政治精英玩弄于股掌的利器。单纯是因为这个道理不证自明,一切历史社会学的论文,在开篇煞有介事的提出什么假设,然后再去搞什么实证证明和理论升华,其实他们自己早知道自己想说什么。龌龊是因为我的文章也许没有任何研究甚至写出来的必要,而且它已经是一个我早就放弃了的选题。我几次都想把厚厚的,堆积在桌子上的资料一摔,然后在网上随便去找一篇貌似神五神六甚至神州七号的学者文章复制下来,再翻译成英文,给Moullier发过去,没准还能得个A+什么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度醉心于自己选题的伟大视角,甚至面对这个宏大题目的时候,很欣喜地主观的臆断:一篇小小的博士论文怎么可能装的下它。可是后来还是放弃了,我对别人的解释是:历史资料实在太难找,中国就没有收藏民间题材的史料的习惯。后来和Moullier老师的一段小对话,重新激起了我的星点勇气,不管怎么说,以作业的形式记录一下也好。他给我推荐了一篇韩国学者写的文章,说也许对我有帮助。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就是通过不断的数字堆砌和理论的解构告诉读者,在韩国,早在1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成熟且优质的市民社会。Moullier说,这篇文章好像影响蛮大。我说,我们中文思想界里面有一个很牛X的词,叫主旋律,韩国人似乎更喜欢这个词。而像我这样偶尔会非常不主旋律的人,就很容易被人迎头打一闷棍。 那边,奥运圣火正在紧张的传递着。镜头里面的火炬手一幅坚毅盎然的表情,仿佛手里就是全世界人民的重托;镜头外边,警察和想抢镜头的那些小哥们儿打打闹闹,好像都在卖力的完成自己的演出。有些镜头只对准圈内,有些镜头只对准圈外,有些人用脊髓神经一反射,就觉得圈里和圈外永远是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于是,有人一边大骂别人是小丑的同时,却关闭了所有他不喜欢看到的窗户。小丑于是更加的丧心病狂,因为他觉得房子里的东西被来就应该是他的,而房子外面的人都被他的高超演技折服了,一定会齐心协力帮他把窗子砸开。 好事的媒体人拿北京奥运会做文章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在这些媒体的渲染下,一个又一个大人物站出来说话,仿佛人类的道德防线再一次在聚光灯下绷紧一样。说实话,拿北京奥运和希特勒奥运相比较,只有缺乏常识的人才会接受,但是如果与88年的汉城奥运相比,似乎更有力度。可惜的是现如今理性的媒体和大众只是一小部分。想当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韩国正处在金泳三的军人政体之下,举办奥运的初衷,自然是向世界展示这个民族经济的迅猛发展成果,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进一步加强民族性的积累。可是,奥运会发展到了现代以后,更多的是一个世界沟通的润滑剂,不管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那些大喊奥运与政治脱钩的人其实是缺乏常识),每一次奥运会的举行,其实都是一场政治性的反思或者沉淀。金泳三没有料到这一点,88年的奥运会在向世界展示韩国的同时,也自内而外的加速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92年的巴塞罗那,在西班牙的国内的影响与其说是促进了民族融和,不如说是一场加泰罗尼亚民族精神的绝地反击战,而且打的非常漂亮;96年亚特兰大,让世界看到了美国人的无知和傲慢,于是反美势力开始有组织的集结,最终导致了911一类的事情,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也开始发芽,基督教福音派的力量一点点地勃发,然后是那个智商极低的人都能执政八年;2000年的悉尼,南半球的工业化国家澳大利亚开始借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绚烂的文化包容性令人印象深刻;2004雅典,是这个古代过渡文明的国家重新思考自己民族定位的绝好契机,从此,希腊加快了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请相信主流或者非主流存在的价值;也请相信奥运蕴含着的广阔外延与效能;更请相信这个古老但同时也年轻的国家具有的理性反思与进步的能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口号,或者其他。 要“硬”起来啊!
台湾选战打到这个份上,让人的神经都开始有点错乱了。做一个有政治好恶的年轻人是幸福的,同时更是痛苦的。因为我从不讳言我对马英九的支持和喜爱,因为他的优质,于是我更加喜怒无常的去看待这场看似与我毫不相干的选举。三年多以前,我那时候就觉得最害怕马在选战中遭遇谢长廷,如今我最担心的事情正在激烈而残忍的上演。于是我从没有一次对一个政治人物如此壁垒分明的抵触过,也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让自己的雄性激素为了别人的事情而沸腾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谢长廷更会打选战了,绿卡事件、一中市场、人格攻击、一党独大、蓝营立委踢馆事件……,每一次的选举操作,谢长廷都能掌握的恰如其分,直刺马支持者的心脏,让人内心觉得咯噔一下。对于谢的每次出招,马都显得被动,消毒不彻底,后患无穷。最要命的是,马这种温文尔雅、软绵绵的气质,在选举激战最高潮的时候,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因为他不适合草根气十足的台湾选举文化。当你不能迸发自己全部的雄性激素,去与敌人作殊死博斗的时候,等待你的将会是对手更加张狂的气焰。即便你不能成为一个出身草莽的绿林好汉,至少也要让自己硬起来,硬得让人家知道自己的血性还在。大选倒数9天,为远在台湾的马哥建言,即便无人能看到,至少可以一发胸中积蓄的郁闷。 1,对于绿营猛攻的一党独大,非常有必要联合党、院高层站出来郑重消毒,而且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指出:绿营口中的一党独大根本是骗选票的伎俩。因为你谢长廷当年也说过要“府院同步”,要“乔过半”,要终止朝小野大与政党恶斗,而今为什么又要反过来说什么制衡,只许自己“独大”,不许别人完全执政。同时还要说出国民党在立法院为人民做的实事,说出这个党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选择,如果做得不好甘愿被人民淘汰。尤其要让南部民众充分了解。 2,对于一中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族群议题的变相炒作。这个让萧万长出面说明最好,解铃还须系铃人。老萧应当站出来,除了重复之前的保证以外,还要义正词严的发表声明:我的政见是两岸共同市场,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为台湾着想。“一中市场”的用词萧某人确实说过,但那只是基于某政治人物“宪法一中”的表述的“一中”,为了避免歧义,今后只说“两岸市场”。还要进一步用台语阐明自己的国家认同,以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照宪法承认‘一个中国’,也就是‘宪法一中’……”这种表述没准还会反将谢长廷一君。 3,关于选举情绪的拿捏。马英九不喜欢打悲情牌,不喜欢将选举诉诸感性,但是在台湾你不这样做往往就要吃亏。看之前的立委选举,所有悲情诉求的候选人,有下跪的,有剃光头的,有全家一起号啕大哭的,有发毒誓断头断脚的,基本上全部当选了。这就是台湾的选举。连基层选举都需要拿出这份魄力更别说领导人的大选。蓝营方面,如果宋楚瑜再冀出悲情牌估计没人会同情,但是马英九不一样,他平时都是一份不温不火的样子,如果一旦打悲情牌,大家都会觉得他是真的怒了,真的受委屈了。所以针对绿营的摸红抹黑、人格攻击,马英九可以在大选前找一次机会,带着周美菁一起站出来,打一次悲情诉求,甚至可以说一些重话,表明决心和意志。不用多,一次就够,向人民展示不一样的一面,也许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4,关于族群煽动的语言。绿营最近制造的最有杀伤力的话题仍然是:国民党欺负台湾人啦。对这个话题最有效的反制是动员蓝营的基层民代,尤其是那些优质的本土民意代表。让他们尽全力向台湾乡亲说明:我就是台湾人啊,我也是国民党啊,我哪里有欺负台湾人啦,我为台湾百姓做了这么多实事啊……。这样的贴近百姓的解释,应该是最有效的。 5,主动出击,全力攻击民进党治国无能。把民进党的恶劣政绩全面的报道给大家看,尤其在选战最后几天,让台湾人民心中深深的留下民进党误国误民的印象。因为这是民进党最大的软肋,也应当是蓝营选战的主轴,只是之前一直被谢长廷的战术模糊了焦点。未来马要主动出击,仍然要走这条路。 6,争取重量级人物相挺,防选举奥步。
小马哥,一定要硬起来啊!
最后,请台湾的朋友支持二号。 含情脉脉的小叙述(一) 没有爱情理想可以奋斗
回家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尽作为儿子的义务,也为了休养生息我错乱的神经和人品,我决定每天陪老妈看电视剧。 老妈说:看《闯关东》吧,这片现在特火,咱北方男人都是纯爷们儿,你也受受熏陶。 我说:这片我一看,那保准儿对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又是一顿唏嘘感慨。没办法,你儿子就是天生具备这种忧国忧民的品质。不过放假了,您让我歇歇吧。 老妈说:那看《新结婚时代》、《双面胶》,让你接受一下婚前教育,今后做个让老妈放心、让老婆舒心的好男人。 我说:我不用教育也一准儿是一个把老妈、小妈都伺候的没有话讲的贴心好男人。况且,就你儿子这内外兼修的好腔调,真不敢太拾掇,不然你到时候挑花眼了可别怪我。 我妈无语之余,又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建设性的命题:看《奋斗》吧,青春剧,讲的就是你这么大的,大学刚毕业没两年的年轻人,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故事。 我说行,这片美女多,我将就看吧。
没错,《奋斗》讲得还真就是几个我这么大的年轻人,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故事。不过这理想分成两种,事业的理想和爱情的理想。 整部电视剧所描绘的“为了事业理想而奋斗”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只是告诉你两个极其后现代的道理: 1,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且不管亲爸还是养父都行。 2,如果实在没有好爸爸,那满大街的富姐儿随你傍。 “为了爱情而奋斗”的部分倒是很有看头。但是看着看着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道理: “女不坏,男不爱。” 《奋斗》里面,夏琳、杨晓云、露璐是坏女孩,骄傲、自私、势力,可是最终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男人; 米莱、灵姗、瑶瑶是好女孩,豁达、善良、懂得付出,但结果都没有获得应得的爱情。 尤其是米莱,头发一刀齐,笑容可爱无比,聪明睿智,懂得付出和宽容,这么好的姑娘去哪里找啊,比那个什么自负又不懂幽默的夏琳强多了。 这电视剧里的男人怎么都这么二啊。
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定理:如今的女孩,除了少数特聪明的和特丑的以外,都觉得自己是骄傲的公主。 骄傲的公主自然不懂得世态炎凉,不懂得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同年龄的段男孩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够高明,自然不合胃口; 泡老男人又像是一场零和游戏,赢者全拿,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终幸福双赢的很少。 另一方面男人也是这样,年轻时火力旺的很,又晚熟的很; 只知道想方设法追美女,被美女翻过来覆过去的糟蹋也在所不惜,人至贱则无敌; 很少有人知道要放长线钓大鱼,更不管这条鱼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直到被理想和现实所淘汰,才明白一些本该清楚的道理; 少数在事业上有点狗屁成就的男人,想想自己年轻时的不幸遭遇,又开始果断的利用不对称的资源去欺骗无知少女。
本来嘛,从生理角度讲,男女一辈子,发展阶段不同步是很正常地, 更何况,“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合理的社会认同机制应当是有效矫正这种不同步。 可是呢,80后,独生子女,信息不对称,生活压力大,社会畸形跳跃留下了超级代沟,片面地全球化,后改革时代的无信仰群体心态。 于是呢,我们都扭曲了,爱情更扭曲了。 脆弱的雄性动物我很讨厌晚上,因为睡不着,又什么也干不了。 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疯狂的看电影。看电影是我用的最多的排遣胸闷的方式。 但想找一部好片却是越来越难。 刘奋斗是我比较喜欢的文人,我这样称呼他。 这个文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绿帽子》。本来早该看的。 对中国文化了解一点的老外都明白绿帽子是什么意思,没错,片子演得就是两个戴绿帽子男人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王要,由廖凡主演。 多说一句,廖凡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本色演员,十多年前,看《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比另外那些傻X强多了。 王要为自己远赴美国的女友守身如玉两年之后,终于等到了飞去与她团聚的机会。临行前,他与自己的两个铁磁打劫了一家银行,打劫的很顺利。 登机之前,他接到传呼,带着万分激动地心情给自己的女友打了个越洋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友告诉他自己已经另外有人了。 万念俱焚之际,他劫持了公用电话厅的女老板,并和警方对峙,刑警队长果断地替换了女老板作为人质。 这时候,王要问了刑警队长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 刑警队长说:爱情就是俩人好呗。 王要说:真正的爱情是两个人致死不渝,并且举了一个童话电影般的例子。 随后王要在众人面前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刑警队长,由喜子扮演。 他和自己的妻子结婚10几年,有一个儿子,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性功能障碍。 妻子与一个年轻的游泳教练有了身体关系,这一切他都清楚。 用尽一切办法,也换不回老婆的一句我爱你。 最后只能花钱去“小姐”那里找自尊。 两个故事剧情虽然简单,但是感情表现却细腻到了骨子里,一定要自己看过才知道。 但我想说的不是感情的忠贞度的问题,是男人心理的脆弱属性的问题。 如果说戴绿帽子有时候仅仅是面子问题,那么脆弱就是一种本质的属性。 前两天和我老妈闲聊的时候,她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经典—— “真正的男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有气概,但实际上都是很脆弱的。” 听完这话,我真为我爸找到了这么善解人意的媳妇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可以找到无数的生物学上、人类学上的证据,证明雄性动物的心灵就是比雌性的脆弱。 比如一对哺乳动物交配之后,雄性身体里面产生的多巴胺一般会多于雌性的,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让雄性动物更多的记住对方,进而对她更加忠心; 比如很多情况下,老头死了老伴之后,由于郁郁,很难再活很长时间;可是老太婆在死了老伴之后一般还能够调整状态再活下去。 记得多年前,一篇考研英语的阅读文章,讲的就是一个科普性的道理——在当代社会做男人是很危险的, 由于各种原因,男性承担了远多于女性的社会和心理甚至生理压力,所以男性的平均寿命要少于女性很多年; 前段时间又有一则新闻,说的也是男女的社会角色现象—— 在安徽,2007年,考上大学的男女生比率是3:17。 这个社会的很多男人,在成长过程中,就被早早的淘汰了。 也许很多人看了我这些话,都觉得是在胡邹,那就当一乐吧,洗洗睡了。 赶明儿我也拍一系列剧,《绝望的主夫》,没准也能混进影视圈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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